从前若想到宫中当太监，就要认师傅，一般是在入宫时须得认一名宫中在职的太监做师傅，自己再以徒弟身份拿出一些钱来，买个名字而进入宫中。当时把这种名字叫“钱粮名字”。其次是“御制名字”。这是当某一太监，能够在偶然幸运下，被选中为伺候君王的“御前太监”时，那么，他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赐名之恩。
太监在宫中当差时，固然是有尊卑之分，但在宫外，他们却有一种“行会”式的互相扶助组织，在这种组织中，也有相当的公积金，供作他们之间的养老、埋葬之用。都是在有钱者多摊，无钱者少摊或不摊的精神下，积年累月设置起来的。例如，在北京西郊海淀附近，就有一个“太监公墓”，并且在那里还有专门看守坟墓的人(不是太监)，一直到了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，仍是如此。
在清朝旧制中，每一代皇帝，照例要有一名太监替皇帝去当喇嘛。这种“太监而喇嘛”的人，当时叫做“替僧”。凡是选中为“替僧”的人，便可过一辈子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。我在宫中时，就有一个照例的“替僧”。他的任务是除了按照规定一个月念上几遍藏经之外，其余的日子就是身上穿着喇嘛的服装，手中提着鸟笼子，到街上游逛作消遣的。
我由于年岁的增长和所受的惟我独尊空气的“潜移默化”，脾气也就与日俱增起来。因之任凭自己的喜怒责打太监的事情，也一天天的多起来了。发完脾气之后，随之而来的便是疑心生鬼，总害怕受到责罚的人会要怀恨和图谋报复。真是除了自己之外，差不多到了别无可信之人的程度。
后来，在1923年夏初某晚，在清宫西北角方向发生了很大的火灾，就在几小时之内，便把“建福宫”附近的“静怡轩”、“吉云楼”等地方烧成一片焦土。
虽然在当时只以“失慎”二字了事，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我在“建福宫”西花园内“敬胜斋”小戏台内看了电影的缘故，所以才使电线走的火。但是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在那里看电影，所以，我总疑惑是有些太监盗窃了其中的古物珍品之后，为了灭迹才放的火。我对于太监的疑团愈积愈深。
不久，又在我所住的“养心殿”东套院的东厢房“无逸斋”的窗户上，有人在夜间塞上了一团棉花，点上了火，幸被另外的太监发现，立即把它扑灭。不料却又听到一种完全出乎我想象的怪话：有些太监竟在背后偷传这次的火，是我自己放的。我听了这样的话以后，已不是再生太监的气，而是害怕起太监来了。我想：太监既是把我恨到这种程度，谁敢说他们不能聚众谋乱或是对我施行暗害呢？既是如此，倒不如先发制人，把太监一齐驱逐掉。
终于在某一天我下定决心，就在当日一天之内，除了在三位太妃及我妻子处留有少数太监之外，把宫中几百名太监都遣散了。至于他们被遣散之后，如何还乡和维持目前的生活，我是连想也没有去想。
不料我这种神经质所引起的驱逐太监的这件事，却被当时各报纸当做一种引人入胜的好材料，竟自把它大加美化，差不多都刊出大字标题，写着“废除了几千年以来太监制度的英明举动”等字样。我对于这种预料之外的不虞之誉，丝毫也未感到什么受之有愧，居然也大得其意，认为自己这一手，干得很“漂亮”，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“维新人物”。
（《纪实》2011年第9期）